1927年的中秋之夜，在福建上杭县汀江边的南塔寺里，一场注定载入史册的军事会议正在进行。从南昌起义撤退的队伍在此暂歇，身患疟疾的周恩来与朱德等将领相聚一堂，共商南下战略。当晚，朱德应周恩来之邀做东摆下中秋宴席，觥筹交错间，一个关乎起义军命运的重大决策呼之欲出。围绕是否继续南下广东的问题，与会将领展开激烈讨论。最终，周恩来否决了苏联顾问库曼宁在闽西休整、积蓄力量的建议，决定分兵南下潮汕。这个看似气势如虹的进军计划，却成为了陈毅后来所说的＂悲惨的决定＂，直接引发了起义军在潮汕的失利。这次决策不仅影响了南昌起义的结局，更为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提供了深刻教训。

  1927年9月5日，一支特殊的队伍正穿行在福建的山野之间。队伍中几位客家妇女抬着一副担架，担架上躺着的正是领导人周恩来。这些妇女都是闽西妇女担架队的成员，她们只知道担架上躺着一位南昌起义军的伤病员。

  周恩来并非在战斗中负伤，而是在南征途中感染了疟疾。这种病在当时尚无特效药，患者会断断续续发高烧，全身无力。

  从南昌一路撤退到瑞金，周恩来的身体健康情况每况愈下。眼窝深陷，面色发黑的他依然坚持躺在担架上参加军事会议，为部队作战决策。

  两天后，周恩来的病情加重，不得不被抬往闽西汀州休养。这是他第一次来到福建，却无暇欣赏这片土地的风景人情。

  在汀州的日子里，周恩来一面调养身体，一面继续工作。在服用奎宁丸后，他的高烧有所缓解。

  一天夜里，当所有人都入睡后，周恩来在油灯下写下了一封密信。自南昌起义撤退后，他与中央的联系就中断了，急需重新建立沟通渠道。

  第二天清晨，周恩来来到汀州水东街的一家丝竹店，寻找年轻的党员陈宝符。他将密信和二百块中交票大洋交给陈宝符，嘱咐他化装成商人前往上海送信。

  在汀州期间，周恩来还与当地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建立了联系。这家医院收治了三百多名起义军伤员，这中间还包括陈赓、徐特立等重要人物。

  傅连暲不仅医术精湛，还对革命事业抱有同情。在他的精心救治下，陈赓重伤的腿得以保住，徐特立的病情也逐渐好转。

  五天后，周恩来的身体略有恢复，便带领一团人马向上杭县进发。这场短暂的汀州休整，成为了南昌起义军南下征程中的重要一站。

  九月十日这天，朱德的第九军已在上杭县扎营数日。军部就驻扎在汀江边的南塔寺，与上杭县城隔江相望。

  当天正值农历八月十五，朱德亲自来到周恩来的驻地汇报敌情。军务谈完后，周恩来提议由朱德做东，邀请将领们共度中秋。

  南塔寺的地理位置绝佳，坐落在汀江边的一座小山坡上。寺庙面朝汀江，视野开阔，与对岸的临江楼遥相呼应，是赏月的绝佳地点。

  朱德立即着手准备宴会，让人将寺庙布置一番。天井中悬挂起台灯，空地上摆放着几张八仙桌，每张桌上都摆着上杭当地的月饼和新鲜瓜果。

  傍晚时分，军队各路将领陆续抵达南塔寺。朱德站在门外，以东道主的身份迎接每一位到来的同仁。

  大多数将领都因节日的氛围而面带笑容，唯独贺龙神色凝重。他的族弟不久前在壬田战斗中负重伤，在来上杭的船上牺牲，这让贺龙一直难以释怀。

  周恩来率先举杯，为在战斗中牺牲的们洒酒祭奠。其他将领纷纷效仿，共同缅怀那些为革命献出生命的战友。

  演说家恽代英打破了略显沉重的气氛，提起了李立三＂两次被追悼＂的趣事。几天前，李立三被误传牺牲，周恩来正在为他举行追悼会时，李立三忽然出现在会场。

  这让众人想起了在巴黎的往事，当时李立三也被误传遇害，周恩来还在华侨社内主持过一场追悼会。李立三听着大家谈论自己的＂两次死而复生＂，开怀大笑。

  夜色渐深，酒过三巡，话题逐渐转向了正事。高语罕提出了关于部队改制的问题，引发了众人的讨论。

  周恩来提出，到达汕头后将部队改称为中华革命军，以示与武汉和南京的区别。这个提议得到了在场将领的一致赞同。

  在军事行动的具体部署上，众人却出现了分歧。顾问库曼宁建议部队暂时驻扎在福建的汀州、上杭、龙岩、永定一带休整，等待时机。

  库曼宁认为这一带经济富裕，能解决军队的供给问题。同时，通过收编当地民军和发展工农武装，半年后部队实力将大大增强。

  叶挺等人则坚决反对这个建议，他们都以为当前广州兵力空虚，正是进军的最佳时机。叶挺还举例说明，连孙中山当年都能以一师之旅取下广州。

  月光下的南塔寺内，争论持续了很久。周恩来仔细听取了各方意见，最终作出决定：以主力直取潮汕，同时分派二十五师在三河坝驻守，监视梅县之敌。

  在那个中秋之夜的军事会议上，周恩来作出了一个看似果断但充满风险的决策。这个决策不仅改变了南昌起义军的命运，更为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。

  会议结束后，起义军按照周恩来的部署迅速展开行动。主力部队开始向潮汕方向挺进，而朱德率领的二十五师则留守三河坝。

  这支分兵固守三河坝的部队承担着重要使命。他们要密切监视梅县方向的敌军动向，为主力南下提供战略支撑。

  在周恩来的计划中，部队改称中华革命军并非单纯的更名。这一举措体现了起义军要与武汉、南京势力划清界限的政治考量。

  部队改编后的指挥体系也随之调整，由贺龙担任总指挥，计划编成四个军。这支革命队伍正式开启了向广东进军的征程。

  起义军高层对占领广州充满期待。恽代英甚至慢慢的开始筹划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事宜。

  然而，苏联顾问库曼宁的预警并非空穴来风。他曾多次强调福建地区的战略价值，建议部队在闽西地区休整。

  库曼宁的分析基于当地考验查证，他发现福建各地的民军规模相当于五个师。这些力量都愿意接受起义军的改编。